听觉媒介的技术政治：以早期无线电广播技术史为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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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认为，若想探究听觉媒介的技术政治，需紧扣现代听觉媒介与听觉的关系， 对听觉媒介的社会塑造、政治使用与公民性建构等问题做出寻索和回应。依此脉络，本研究将在“作为方法的媒介”思路指引下，立于广播媒介本体并给予其听觉向度的高度自觉与体认，试图通过对早期无线电广播技术史的简要回顾与讨论，意欲追问：作为一种听觉媒介，广播在塑造现代听觉习惯时，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听觉经验？又形构出什么 样的现代主体？在此过程中，广播与现代社会政治组织和主体性生成之间又展露出何种关系？研究认为，立于听觉维度，对广播的国家制度建构、广播所塑造的集体与个体人格，以及广播与共同体建构等议题的讨论，将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广播的结构性特质，及其所指向的现代听觉媒介的技术政治。
李宝玉，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讲师。
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广播与民族国家想象：中国早期广播社会文化史（1923—1937）》（编号：20YC860015）阶段性成果；北京印刷学院博士启动金项目《“西风东渐”中的广播声音景观》结项成果。
作为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叶发明而来的听觉媒介，广播所仰赖的技术潜质及其结构性功能，不仅蕴含着变革现代人经验结构与更新现代生活体验的可能；更为重要的，广播诉诸纯粹声音和听觉感官在超越自然法则的同时，也在不期然间扩展着人类的听力所及。本研究将试图回归广播媒介本体并给予其听觉向度的高度自觉与体认，通过对早期无线电广播技术史的简要回顾与讨论，追索其作为一种听觉媒介在塑造现代听觉习惯时，如何建立起一种现代性的听觉方式？又形构出什么样的现代主体？在此过程中，广播与现代社会政治组织与主体性生成之间又展露出何种关系？
研究认为，作为20世纪初年听觉媒介最为鲜活的代表，无线电广播借助“收音机”这一收音装置，在创造出一种听觉隔离和情感疏离的同时，也营造出一种私密的亲近感与信赖感。而造就此悖谬的现代性听觉经验的根由，在于其听觉主体的独特构形：即围守于收音机前的“听者”，是数以千计高度“异质性”的孤独个体。立于听觉维度对无线电广播技术史的简要考察，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体认广播的某种结构性技术特质；更重要地，将彰显出现代听觉媒介的社会塑造、政治使用与共同体建构等技术政治面向。
一
问题缘起：现代主体如何经由听觉构成
视觉文化研究以“现代主体如何经由视觉构成”的问题导向，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文社科诸多领域作出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厚成果。相较之下，听觉文化研究却似乎是一处未曾被命名的贫瘠土壤，较少以独立身份与视觉文化置于同等地位进入研究视线，“似乎现代性的主体构成并无听觉的参与”（林奇蔚，2012：182）。不过，言及“视觉中心主义”对现代性发言权的高度垄断，并非意味着定夺事物的一切标准皆需凭靠视觉。毋宁说，是视觉作为某种“主导范型”不断形塑和界定着人们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甚至形构了以视觉为主体的现代科技文明。在这套以“看”与“被看”二元关系为基础的认知机制和价值秩序构造的“视觉政体”中（Scopic Regime）（杰伊，1993/2021：21-32），人类文化研究中感知关系失衡的问题日益凸显，有关听觉的研究议题常遗落于文化研究领域的边缘地带。
伴随着近年来国际学界对西方文化传统“视觉霸权”（Hegemony of Vision） 的强烈批判，以及要求重返人类自身并再度寻回多重感知状态，以恢复视听感官平衡的呼吁日益变得强劲，人文社科研究的“听觉转向”开始受到关注，听觉文化研究态势开始“渐入佳境”。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讨论听觉文化研究的回归与复苏，并非意在将听觉置于人类知觉系统的中心地带，成为替代视觉的又一种“霸权知觉”；而是试图在探寻现代主体构成的进程中，跳脱“视听二元对立”框架的误区，警惕某种“感官霸权主义”的复归，以召唤听觉文化研究在场的可能。
召唤听觉文化研究在场的呼声，在德国知名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那里以一种极富救赎意义的方式呈现。在关于听觉文化革命的宏大构想中，韦尔施赋予耳朵神明般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视觉一统天下”的现代技术社会趋向于控制管理，并将人类整体性地驱向灾难。而当开启耳朵聆听并感知世界，人类才可能更为开放地接纳、包容并融入世界，从而实现拯救人类自身及其生存星球的宏愿。韦尔施据此认定，听觉文化“充满理解、含蓄、共生、接纳、开放与宽容”（韦尔施，1997/2002：210）等一切积极特质，是一种具足光明未来的文化形态。在此，笔者无意妄自揣测或探究听觉文化究竟能否负起哲人名士所赋盛名和谱就的赞歌，而是想以“现代主体如何经由听觉构成”的问题意识，在“视觉政体”主导文化研究的边缘处为听觉觅得一处平等位置。毕竟，现代性听觉就坐落于人们对“现代性时间的迷思”——只能向着理性规划、物质衡量的“进步未来前进，人的过去与现在都被“未来”决定——所创造的架构之中。这一架构“消除了文化差异、切割了个人历史、自然化了资本主义进程”（林奇蔚，2012：194），就连人类都成了时间的奴隶。而现代性的听觉就是在此架构下内建于每一个现代人耳朵里的时空认知模式。
探究听觉媒介的技术政治议题，必然需紧扣现代听觉媒介与听觉的关系，对现代性听觉何以形成，以及对听觉媒介的社会塑造、政治使用与公民性建构等问题做出寻索和回应。回溯相关研究，主题多涉及现代环境及电话、广播、留声机等现代发明（Sterne，2003）。现代听觉媒介不仅昭示出人类对物质环境的主宰，也改变了听觉与时空的复杂关系，终而导致现代人感官经验的异变和现代听觉习惯的形成（Thompson，2004；Schafer，1993）。听觉媒介之于现代社会，不仅是增添了诸种记录或创作工具，更是对大众听觉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深度影响（Fischer，1992；Katz & Askhus，2002）。具体而言，一方面，现代听觉媒介的变迁史，也意味着人类身体与知觉感官的流变史，以及涵括阶级、种族/民族、文化等人类社会主体性的变革史（Sterne，2003）。而另一方面，借助现代听觉媒介去聆听声音，绝非仅关涉声音或聆听本身，更关乎聆听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Grivel，1992）；大众记忆建构、新的社会与家庭的意义界定以及对自我和他者的区分（Kenney，1999）；种族主义身份建构（Gitelman，2003）；对权力的运作和颠覆（Attali，1977/1985）；对文化记忆、时间感和知识构成等集体感知的转变（Weiss，2001）；对民族精神、道德信仰与性别界定以及公共与私人空间感与国家想象的形塑（Douglas，2004）。
借由上述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现代听觉媒介从发明并渐次普及进入日常生活以后，声音抑或对声音的聆听远非意指声音或聆听能指，还有其更为深层、多元、丰富和复杂的意涵所指。具体而言，现代听觉媒介及其发出的声音极具现代性自我辩证特质：“转瞬即逝又能反复，已逝而不朽，缺席但在场，文化性与物质性、肉体性与精神性并存，无身体无人，是内在也是外在，是物体也是象征，如现实又如建构物”（洪芳怡，2015：194）。正是在此意义上，借助广播技术史的简要勾勒，继而寻索一种基于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听觉现代性的建立便可能且必要。回向本研究，若想借广播对“现代主体如何借由听觉构成”议题做出回应，首要就需追问广播在塑造现代听觉习惯时，又建立起了一种什么样的听觉经验？
二
广播：无线电技术与现代性听觉
“无论声音还是图像，将资讯以无线电传送到远方，无疑是今天电气通讯一项基本的技术前提”（吉见俊哉，1995/2013：163）。然而，回顾早期广播技术史，其在无线电层面的庞杂科学知识以及与大众想象力间的激荡互动，促其发展“错综复杂，远超过先前各种媒介问世的过程甚多。有几项科技进展，呼之欲出达一世代之久，广播乃集其大成”（切特罗姆，1982/1994：95）。与此同时，广播借助声音的机械复制技术，使原声“录音一旦完成，就脱离了发音主体的控制，变成了录音体系的财产，被调变、切碎、置入其他脉络重组、复制拷贝、分身出现在多处，更可经由机器转换为电讯，以光速在时空中同步传递”（林奇蔚，2012：197）。而当无线电与紧随其后的其它技术一道相互对话、互文、合谋、激荡，并借助收音机将声音传送至散落于各处的聆听者时，广播之于聆听大众而言，不仅意味着对物理时空感知方式的改变和重塑，也关联着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和自我认知。更重要的，广播所形塑的现代听觉习惯及其兼具疏离与亲密、公共与私密的现代性听觉经验也得以形成。
自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 Clerk-Maxwell）于1860年代以数学理论预测乙太中存有电磁波的可能性，到二十余年后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借助一系列实验证实电磁波理论，世界各地专家和业余者对无线电通信的急速回响和追随被触发。这其中，意大利业余人士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为追逐商业目标，改良、创新时下既有通信仪器，并先后完成横越英伦海峡和大西洋的通信以及对美国杯帆船竞赛的成功转播。然而，马可尼的成功虽以“想及早获悉时事的大众欲望为背景而造就，他本身却不曾想过要将无线电技术与这种大众欲望结合”（吉见俊哉，1995/2013：167-168）。依他而言，无线电以其低成本、高效率传递讯息的特质，只能被视作有线通信的延伸物，限用于后者无法达至的海上船舶通信。尽管有史学家已预见到了声音的传播终将借力无线电技术发展和扩大（Douglas，1989），不过此种预见并未朝向无线电广播，而于数年后导向了雷金纳德·费森登（Reginald A. Fessenden）以无线电话远距离传送声音的成功尝试。这位美国科学家出于对“特定发讯者以无线通讯将声音传送给特定接收者，而不是把音乐、戏剧或演讲向广泛的大众放送”（吉见俊哉，1995/2013：171）的无线电话实用化关照，使其在1906年圣诞夜的壮举虽享有史上首度广播的高度赞誉，但这样的盛名依旧未能掩盖无线电广播诞生尚需召唤更多想象力的事实。
经由上述无线电广播前史的简要回顾和梳理，不难揭示的是，无线电技术的出现与广播的诞生并不必然等同。但是作为广播得以孕育和诞生的技术参数之一，对无线电的理解和体认则是我们探究这一听觉媒介的逻辑起点。无线电最为引人惊叹之处，在于其虽无具体形态却能无所不在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早期无线电开发者认为，凡有接收系统者，只消侧耳聆听便能捕捉到弥漫四处的声音。甚至有业者大胆预测，机关或是家庭有朝一日将拥有专属的无线电系统和专用频率；还有人描绘出无线电波可跨越高山、海洋、矿坑深处或南北两极实现好友间互联互通的狂想，并预言所有人终将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和接收器。也正因如此，早期无线电实验家如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等人对无线电的社会改革潜能抱有莫大期待。他们相信在新技术的辅助下，无线电可以带来一个平等、民主、和平的新社会。1920年代的无线电一度有发展成为横向性去中心跨国网络的机会。未来派艺术家、俄国前卫派诗人如意大利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与皮诺·玛斯纳塔（Pino Masnata）相信这一技术可以彻底革新文化。他们在发表于1933年的“辐射（radia）宣言”（未来主义广播宣言）中表达了对无线电解放人类的美好憧憬。
然而，无线电日后与业余玩家、通信商、科学家、海军和政府等不同力量的相逢，以及他们围绕无线电而来的相互利用、钳制或纠葛，却阻遏了前述大胆预测抑或乐观狂想唤发回响的可能。众所周知，正当业余玩家竞相追逐点对点的理想通信模式，而对无线电缺乏私密性的劣势踌躇不展之时，大卫·萨诺夫（David Sarnoff）却于其中捕捉到了“劣势即是优势”的商机：即借助无线电可“向无以计数的大众讲话”。自此，无线电被形塑为公共传播工具的命运走向已指日可待。无线电技术所蕴含的特质，一方面昭示出点对点的私密通信或赋予万物广播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暗含着点对面的撒播和控制，或对身体不在场却欲亲密接触的理想追逐。前者意味着无线电朝向个人化及双向沟通与民主潜力的发展之路；而后者则预示了国家公共广播与商业广播点对面的单向传播归宿。
诚如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在其关于“无线电与民族国家”的议题中对二者关系所做的判断，“在其技术不同性质的限制下，无线电打从诞生那刻起，就显而易见是涉及整个共同体的垄断工具。因此，在大多数国家，国家机器也就直接影响了无线电的发展”（Arnheim，1936：285）。民族国家很快发现无线电具有的政治潜力，并立法开展国家化无线电事业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国家与商业无线电也开始强有力地挤压民用无线电的生存空间。尤其是20世纪初的革命浪潮及随后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各国政府更是加强了对无线电波空间强有力的管制。1918年，德国政府感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各种国内反政府力量的威胁，首先开始立法限制民间无线电发射器的使用，并取缔地下电台活动。1923年美国开始限制无线电发射器的贩卖，并要求使用此类器材必须经过申请取得执照和缴纳费用。此外，无线电发射信号的能力也遭到限制。1926年，第一次“欧洲十六国无线电会议”的决议通过了欧洲大陆电波空间的完全国有化，此后欧洲各国开始立法严管民间无电。由于无线电被广泛应用于间谍与情报机关的通讯，欧洲各国政府对无线电发送信息能力的管制在二战前后达到高潮。1920年代各国政府都将无线电频率视为国家资源，并将电波发射权收归国有，大部分国家不向听众征收费用。这意味着，无线电台必须首先满足赞助商或国家需要，直接或植入性地播出商业广告与政治宣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政府无不全力发展无线电系统以便利政令宣传。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无线电广播的重要性一度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于宣传部长保罗·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赋予无线电广播“国家灵魂机器”的盛名（Birdsall，2007：193-199）。1920至1940年代的德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无线电覆盖率，纳粹要员的演讲都会透过无线电广播向全民播放。国家立法规定学校、工厂、商店、办公室及酒吧等公共场所都必须装置收音机（扩音器）。在日本，虽然无线电很早就被纳入国家中央集权式统制体系之中，但在1920年代末以前，国家想透过无线电直接操纵国民的意图还较为薄弱，有关无线电的基本方针是尽量不牵涉或触碰政治领域。而1930年代以后，随着所谓无线电时局化的进展，日本无线电广播成为积极动员大众意识以打造法西斯体制的媒介。政治精英们不仅控制着无线电广播的内容与组织，也试图彻底排除未经管控播放的其他广播电台（Yasar，2018）。
而在收听技术管控方面，时至1930年代，“广播业界已经开发出一系列技术，用于对广播听众进行区隔和对广播进行管理，以确定播送的路径和收听情况”（彼得斯，1999/2017：306）。借由技术对听众进行区隔的情形，使早期广播业者对播音员和聆听者无需在场且未谋面就可实现接触的“奇迹”深表怪异：广播员对着无法对话的话筒，向素昧平生、不知位处何方的人们发声，听者守着或大或小的收音装置，聆听着不知是谁发自何处的声响。此种情境下的广播，再现了“理想状态下分割的房间”（彼得斯，1999/2017：307）意象“将对话切割为两个分离的独白”（彼得斯，1999/2003：195）的技术基础；也使广播成为“最具强效的虚拟真实机器……也因为这种隔离和高保真度，广播具备了同时代影像机器无法企及的致幻能力”（林奇蔚，2012：19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借助收音装置的隔离式听觉经验使广播成为20世纪初听觉现代性最为鲜活的象征。
如果说原本包孕着双向沟通或交流潜质的无线电广播，经由商业和政治力量的规训终而导向一种隔离式的听觉经验，那么涵括录音在内的机械式复制技术在无线电广播传播中的大量运用，则将现代性的听觉经验推向一种极致，直指听者的心理情感向度，意即聆听导致一种情感疏离。机械复制技术将声音剥离于原发声脉络（发声体、发声地、发声时间），促使声音成为一种可经无限复制、储存、编辑、传输和分析并反复再现的音响材料。此种对声音的征服和控制，不仅表明声音不再以原发声者的缺席或在场为转移；也意味着一种时空的切换、交错与叠合，“不在场者曾有的声音重现，就连生死都能跨越”（洪芳怡，2015：230）。
史家在述及无线电广播声音及其听觉特质时，认为“广播的声音明显由声音的触觉样态中脱逸。由收音机或留声机听到的声音，不存在可触及的场域性空间世界”（吉见俊哉，1995/2013：7）。借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经典表述，脱离了具体发声场域的广播声音亦如消逝了“灵韵”一般，只能令听者体验到无限复制的平面感声音在四处流淌。而这种听觉经验在听觉文化研究者默里·谢弗（R. Murray Schafer）那里得到更为切实的呼应。谢弗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浮现出的“原声与原声的电子音响式传播与再生间的分裂”特征，视作“声音分裂症”（Schizophonia）（Schafer，1977）。依他而言，自传播、存录声响的电子音响装置或机器发明以来，声音的“唯一场域性”已渐趋萎缩。无论何种声音，皆能经由录制、保存为录音磁带或唱片穿越物理时空。然而，当声音可被机械复制，便也同时抹除了声音得以存在的意义——转瞬即逝，这将导致听觉的信任危机。
受谢弗的思想影响，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认为声音复制意味着将声音从原初脉络的移除，发声与聆听场域间的时空错位，以及声音情境的异化。因此，声音的复制将彻底成为“对声音的自然特质、人的双耳、聆听能力和听觉行为的巨大篡改”（Sterne，2003）。这意味着“我们已和声音的创造者隔离。声音被人从它自然的插座中拔离，被扩大成独立的存在”（吉见俊哉，1995/2013：10）。于广播听觉而言，这种“声音分裂症”不仅导致声景的低传真度、扁平化与方向性的消失，亦使广播声音无所不在、流动四窜、转移穿透、噪音四起，使听者不再经验和感受世界的沉默。
令沉默的世界近乎消逝的肇源，恰是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所言之制造纯然噪音的无线电广播。它以极具破坏性的噪音将整个世界纳入其中，覆盖着我们感觉的所有领域，也侵占了物理时空以及社会现实的构造，“即使无线电（radio）的开关（switch）被关上的时候，无线电的噪音依然存在着，令人感觉，即使耳朵听不见，那噪音还在继续着。由于无线电的噪音完全不成形的缘故，所以看上去，没完没了”（皮卡德，1948/2013：184-185）。在此情形之下，所谓沉默，无非是绵延不绝的又一波噪音再度到来前的刹那休止。尤为重要的是，广播已成自然本身，理所当然地创造着万事万物，乃至有关人的所有感情、意欲和知识。而人，不过是被广播噪音追逐、压制于空间边缘和裂缝中，任由无线电广播随意使唤的小听差：
早上六点，人们被唤出来做广播体操，六点二十分，听什么音乐；七点是世界新闻，接着还是音乐；到了八点，再被叫唤着去做祈祷。八点半家庭妇女的烧菜讲习又把人们卷了进来；到了九点是巴赫，九点二十分是抽象艺术……无线电的装置已经完全不依赖人的存在了，简直就是自己倾耳听自己。（皮卡德，1948/2013：191）
皮卡德对无线电广播噪音泛滥招致沉默之死的详尽描述，并非夸大其词或危言耸听。事实上，包括广播在内的现代听觉媒介将时间内化为现代人的心理建构，而现代人则在充斥和回荡着噪音的工业化声音景观中建立起某种现代的听觉经验。此种听觉经验不仅表明一种对沉默抑或自然聆听能力的渐次退化，亦意味着某种难以名状的威胁感与疏离感的强化。
三
广播：听觉的悖谬与听觉主体的个体性
如前所述，无线电广播之为现代性听觉的重要象征，在于其借助收音机将剥离了音源与发声时空脉络的纯粹聆听模式传至每一个听者。这意味着，当听者在聆听一段音乐之时，全然无须也无法主动了解此段音乐产生的背景互文：曲作者为谁？源自哪里？声音系现场直播还是机械录制？听者对声音背景的理解不再迫切，亦不妨碍聆听欣赏。而这种“技术辅助听觉”正是现代性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表述，对听觉的管控与规训往往贯穿着听觉媒介的设计，而新听觉媒介的发明又推进了现代性的听觉向度（Attali，1977 /1985）。
无线电广播诞生后未久，聆听大众便很快习得如何分辨调幅广播的音质与现场原音的差异（Kahn，1999：3-4）。而随着聆听经验的持续与熟稔，听者更多将注意力投注于广播内容之上，不再关注非主题性的“杂音”，终而忽略甚至全然忘却了所听声音实质上源自“小匣子”的事实。此种听觉经验使广播听者如置身事外的“旁听者”，端坐在家庭角落的同时又以不具实体的亲密状态与陌生者会话。这意味着，广播在创造听觉疏离或隔离的同时，亦可营造出一种私密性的听觉亲近感与信赖感，以致诸多听者成为知名主持人或名节目的忠实粉丝，常常写信去电向“偶像”吐露心声、倾诉衷肠。
然而，悖谬之处在于，广播蕴藏的听觉感染力和信赖感，一方面寄托着人们赋予广播以社会改革潜能和创造平等民主社会的期待，以及解放人类的美好憧憬另一方面却也因其包孕的政治和商业潜力，进一步推动广播急速朝向被国家机器收编的进程，终而成为权力与资本的控制工具及谋求自我扩张的强大机器。依前者而言，广播可在召唤、吸纳听觉主体积极主动参与的同时，藉此训练出一种兼具参与性和批判性的现代主体。例如，本雅明在其短暂的广播生涯中，就曾以广播谈话、讲故事、广播剧、儿童节目等多种节目形式做出过颇具实验性质的尝试和努力（Benjamin，2014），以寻求某种方法唤醒和回收大众日益遭致异化和碎片化的知觉（李宝玉，2019）。再如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其《作为交流工具的收音机》一文中，对广播单向传播模式所致的“分发工具”取向提出质疑，主张广播应在双向交流理念下导向一种“交流媒介”：
广播（收音机）有可能成为公共生活中最好的交流工具，一个宽广的管线广播网。也就是说，如果它懂得如何接收以及传递信息，如何让收听者既能听又能将，如何让它进入一个人机关系中而不是将自我隔离，它就能成为交流工具。基于这个原则，广播（收音机）应该迈出供应业务，而把听众当作供应商来组织运作。（布莱希特，1974/2015：65-68）
而关于后者，则在1930年代纳粹统治德国阶段，以及1938年奥森·威尔斯（Orsen Welles）的广播剧《世界大战》引发的公众恐慌中得到了最佳呼应。这揭 示出广播偏重管理或集权导向的技术特质，也会被用作一种超级洗脑工具，控制大众知觉和动员人们的日常意识。意即广播这种听觉媒介“绝非单纯为大众带来资讯的民主工具，它首先是管理系统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与寻求自我扩张的工具”（林奇蔚，2012：198）。
广播听觉所彰显出的这种悖谬特质，究其根源在于其听觉主体的独特构形，即围守于收音机前的“听者”，并非由无以计数的“同质性”个体统合而成的“听众”。相反，他们是数以千计高度“异质性”的孤独个体。恰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比较交响乐团与无线电广播交响乐所创造的不同听觉经验后批判的，“交响乐团带给听众的现场感，是一个与历史连续性紧紧连接的空间，这是贝多芬以降伟大交响乐的共同特征。而无线电广播则摧毁了这种连接关系，交响曲由此从其历史主体中分离出来，成为断断续续的、物化的乐音体”（汪森，余烺天，2008：187）。于阿多诺而言，无线电广播这一听觉媒介创造了一种原子化、个体化的听觉，而这种听觉方式意味着每一位听者将各自分离地在独立的空间中进行聆听。广播听觉主体的这种“个体性”（individual），可能使“听者”有机会练判断力，但也可能在公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之下尽显其脆弱性。
早在本雅明1930年代的广播实践及其思想性写作中，就对现代听觉媒介与听觉主体的关系进行过批判与反思。例如，他曾在1932年3月10日播出于德国西南电台的儿童广播剧《关于卡斯珀的那些事》中，为孩子们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卡斯珀路遇电台工作人员被请去广播室播音，不知广播为何物的卡斯珀因过度紧张，慌乱而逃。趁卡斯珀外出时，电台工作人员又在其卧室床下偷偷安装了监听装置及录音设备。待卡斯珀睡醒后，他在床上所发表的激烈演说被录音并经剪辑，在电台公开播放。（Benjamin，2014：185-222；莱斯利，2008/2013：139）
在这部颇具寓言性的广播剧中，本雅明表达出了他对广播及其“听觉主体”脆弱性的某种隐忧。这一隐忧暗示着，“工具化的广播实践延续了节目创作者和听众之间的隔离。听众无由参与，乃至了解广播内容的生产过程（后者是偷偷地生产的），于是，听众被置于一种盲目的状况中”（康凌，2020：234）。而于此同时，广播又有潜能渗透、介入并影响和干预聆听个体的日常生活。在广播生产者与聆听者互动形构而成的这组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广播生产者便有可能操弄盲目的听众，将其纳入自身的意识形态轨道”（康凌，2020：235）。除此，上述隐忧也昭示出，广播所仰赖的声音机械复制技术其实潜藏着极具悖论色彩的“听”与“被听”的双向关系。意即，聆听广播者也会被广播生产者（国家、政党代理人）所聆听。恰如这则广播剧中的国家电台播音员在故事行至尾声处所一语道破的：“我们这些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人可远比你机灵得多。当你在城里‘作恶’之时，我们已悄无声息地在你的房间，你的床下，偷偷地安装了话筒。此刻，我们已录下了你所说的一切。”（Benjamin，2014：219）
从这个意义而言，当广播借助声音机械复制技术与国家机器相互捆绑，涉入、占领听觉主体的日常生活和私密领域时，绝非意味着横亘在收音机两端的广播生产者与听觉主体之间隔离的抹除或取消，毋宁说这种隔离所昭示的，恰恰是内在于广播的某种结构性特质，及其所指向的国家政治文化塑造、共同体建构的技术政治。
四
私密听觉空间与“听觉共同体”的想象
作为听觉文化研究领域颇具创造力的当代学者，斯特恩敏锐地意识到，具足“延展性”“弥散性”特质的听觉或是感知空间的最佳感官。因此，借助现代听觉媒介建构个体主体身份与群体认同，参与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再生产便成为可能。斯特认为， 紧随19世纪西方都市公共空间日益繁盛、膨胀而来的，是私人空间遭逢挤压后的愈加狭窄、逼仄。因此，思虑建构私密感官空间，以表达和满足对私密性、家庭生活和私人空间等极具个人意识的诉求，继而形成对公共感官生活的抗衡，便成为驱动听觉媒介得以发明和演进的社会历史动力（Sterne，2003）。也恰是经由这种抗衡，人们借助听觉媒介构造和守护“私密听觉空间”的观念及其实践终得以展开。
如果说，谢弗借助“玻璃”所言之“私密听觉空间”的建立，意味着玻璃作为视觉性的隔音设施在保有人们对公共视觉空间的占有和维护的同时，又促成了私密与公共听觉空间的隔离与独立；那么斯特恩所强调的自“公共空间”分离而来的“私密听觉空间”，则不仅指涉着现代与传统听觉方式的断裂，也昭示着听觉与视觉的断裂。在人类感官变迁史与媒介史中，源于长期培育而成的集体性或曰公共性聆听概念的普及，不管是依托声音的机械复制技术而来的早期录音，还是后来居上的无线电广播，公共的集体性聆听于大众而言都是一种主要的聆听方式。而促成这 一聆听方式的部分技术基础，则在于“喇叭”这一极具鼓动性、开放性与群体性意识特质的听觉装置。伴随着早期留声机重要部件之一的“听筒”的出现，一种差异于集体聆听的私密聆听方式便成为可能。作为私秘特质的听觉媒介，“听筒”不仅促成了“私密听觉空间”的建立，与此同时还就此断裂了视觉与听觉的关系。藉由“听筒”而来的聆听方式也因其别样特质，渐次风靡于相对私密的社群与家庭之中。其后，伴随着“听筒”“耳机”等相关听觉媒介的发展与迭代，一处又一处兼具个性化与局部性特质的听觉空间也就此形成。大众对个性化听觉空间聆听体验的追逐与满足，以希冀藉此搭建起专属的“私密听觉空间”，促成了声音“无可规避”的商品化结果。
“私密听觉空间”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厘清听觉方式变革与现代听觉媒介、社会症候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促使我们意识到，当听觉媒介的延展与演化出现于高度割裂、分化、独立和私密性空间，而非诉诸于口语交流的传统集体性公共空间之时，人们对“私密听觉空间”的诉求将愈益增强，而现代听觉媒介也将因应大众需求与消费持续其更新换代。尤其是伴随着多样化听觉媒介的日新月异和声音消费方式的层出不穷，多元且个性的声音消费者也进一步对声音产品、聆听方式和听觉空间有了更多选择。例如，“随声听”、MP3播放机、ipod和音频APP等听觉装置或智能程序的发明与迭代，使得“私密听觉空间”不再局限于客厅、卧室、咖啡馆等相对静止的物理空间，聆听大众在游走于街道、地铁等公共文化空间的同时，某种流动性的“私密听觉空间”也随之建立。
声音消费者保有的多种选择，不仅渐次削弱了建立在集体声音记忆和地域归之上的听觉空间限度，也使现代社会的听觉空间在具足超越性的同时变得愈加丰富和复杂。因此，围绕着现代听觉媒介所构造的听觉空间，在为听觉主体形塑了自我身份认同能力的同时，也促成其握有相较传统听觉空间更为多元的选择和多重意义的认同方式。这意味着，借助现代听觉媒介享有的聆听体验，既是高度个性化的也是集体性的。意即，置身不同时空的听者，可藉由相同的声音作品，进入彼此想象中的共享体验的听觉空间。换言之，尽管现代听觉媒介分割、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私密听觉空间”，但商品化与标准化的声音，又使散落于广阔时空的聆听大众共享了集体化的聆听体验，以及由此而来的某种“情感连接”。正是在此，现代听觉媒介所具备的物质性条件，将人的听觉感官伸向无穷的远方，去聆听并感知那“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由于现代听觉媒介和人类集体无意识、文化记忆和集体时空感构成中的紧密联系，有研究者留意到广播在重塑人们“共同体”观念时的某种效应。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对印刷媒体所作的知名论断，广播对塑造政治化的时间与空间方面的功用一直以来也吸引着广播研究者的兴趣。美国广播史研究者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在其研究中认为，当听者在聆听现场实况和广播节目时，会于无形中塑造主体性与内在自我，从而成为共同体世代中的一员。同质性的声音内容促使听众学习共同的发音，以建立适当的文化规则。在广播声音的魔力之下，每一位听者转变为娱乐者、消者和大众等集体性的存在。于此，“听众”这一群体被创造（Douglas，2004）。从这个意义而言，聆听广播意味着听众藉由声音去强化关于地域性的、族裔的、宗教的和阶级的社群归属感，并共同经验全国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共享关于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
除此，广播史学者罗伯特·克拉克斯顿（Robert H. Claxton）在其关于阿根廷广播文化史的研究中，强调了无线电广播对阿根廷民族团结与政治民主的潜在影响（Claxton，2007）。作者研究发现，民间社会力量尤其是部分媒体企业家、民营印刷媒体和各类民间社群协会，在创造阿根廷广播市场和广播热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除此，在国家强有力的推动下，阿根廷广播不仅摆脱了外来控制，并且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覆盖。截至1940年代，阿根廷占据了拉丁美洲所有广播电台的三分之一，拥有全世界第二大商业广播网络，广播听众人数规模仅次于美国和英国。1930年代中期，阿根廷各省丰富的体育节目、广播剧、探戈等广播节目和国民日常生活、民俗活动的紧密互动与结合，不仅强化了阿根廷流行文化和民族同质性观念的传播，也对阿根廷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再如，以色列人类学者丹尼·卡普兰（Danny Kaplan）描述了广播声音在编辑实践中如何自觉地与以色列国民共享的公共事件相互交叉，并被明确地想象为用以唤起和改造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平淡无奇的天气变化，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事件或暴力事件，再到多数国民熟悉的国家紧急状态，以色列各地电台在节目中使用声音编辑践行这种交叉方式，唤发了以色列国民对国家和自我精心编排的叙述，也由此调动起了全体国民的民族情感（Kaplan，2012）。于卡普兰而言，以色列广播对声音编辑制作的状况在定义公共性事件及赋予它们更广泛的国家想象的意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广播对国家在想象民族社群与界定公民身份时所引发的重要影响，也激发了研究者对广播与国家政治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探究。例如美国广播研究者道格拉斯·克莱格（Douglas B. Craig）在其历史性研究中，通过对“广播例外论”“听众主权”与“广播公民权”这样一些关键概念的讨论，展示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如何将其政治文化借助多样化的广播节目，融入到既有的政治行为和权力模式与结构之中，从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Craig，2000）。作者研究发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听众长期存在着对广播节目享有主权的观念。而这一观念与“人民主权”共和理念的强烈共鸣，又使它特别适合作为讨论广播与政治文化的一个组织主题。除此，“广播公民权”的理念也经由广播政治辩论得到孕育和培养。彼时诸多广播公司和社会分析人士认为，广播将创造一个新的公民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美国人都可以更好地了解并参与美国社会的运作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广播作为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新媒体，为美国人处置公共事务和想象共同体的方式带来了微妙却重要的改变。例如，它提出了新的管理原则和制度，政客们被迫重新思考与选民沟通的方式，所有美国人都必须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传播媒介的崛起。“广播例外论”认定广播是一种与其“前辈”截然不同并拥有特殊命运的媒介，它为教育、启蒙和参与的新时代带来了强大希望。尽管“广播例外论”所抱持的信念与希望以落空告终，但它表明广播媒介的技术潜能实质上在战时得到了企业与政治精英的普遍承认并加以利用，与此同时，它也向我们昭示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广播与民族共同体、公民主权界定与身份认同等政治文化间的互动关系。
五
余论
无线电广播被认为是一场无形的以太旅行。其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将声音与声源、语音与身体、精神与肉身的分离（拉金，2008/2014：71；Sconce，2000；Sterne，2003）。这一特性不仅揭示出声音和聆听声音之于广播的唯一性，也意味着发声者在广播所形构的听觉空间之中，“必须虚怀若谷，必须抛却一切艳丽的装饰，松脱一切外在的华美”（Benjamin，2014：225），诉诸于纯粹声音来代替发声者的肉身性存在。正是在此，我们体认到根植于广播背后的那股已被格式化和体制化的力量。依照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表述，这股力量“笼罩”“裹挟”“垄断”“掌控”“主宰”着包括广播在内的现代听觉媒介得以顺滑运作的观念与实践（Heidegger，1977：3-35）。而经由对现代听觉媒介本质的追问，将“促逼”我们深入思索听觉主体或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希望广播所营造的听觉空间能够为“听众提供一个真实的反馈系统”（Guattari，1978：77-79），从而将“心理与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回音室”（McLuhan，1964：299）。然而，广播在将人类社会整体带入“地球村时代”，以安放和处置因“重新部落化”而来的情感结构与身份认同之时，建构“听觉共同体”的努力和过程也会因听觉主体所处社会与文化空间的特质而有所不同。意即，广播听觉主体在努力塑造社会空间的同时，也试图借助身体感知与文化符号适应空间的变换。在听觉主体与其所处社会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空间也将映照出听觉主体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因此，于广播而言，终究面临着如何将其与文化技术和政治技术进行现行衔接的迫切问题（德布雷，1991/2014：349）。
恰如人类学研究所表明的，广播绝非某种单一的技术形式。相反它通过更广泛的意义构成、政治及主体性等形式获得其客体性。广播的边界和力量也不能被视为是先验性的，而必须放置在特定社会环境的轮廓之内作出考量（Bessire & Fisher，2013）。这意味着，正当广播的固有属性在规约着技术用途之时，文化预设与政治结构也会强有力地赋予其无从预料或出其不意的结果。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广播史，自1920年代早期广播落地中国之始便导向一种双重模式并置的发展轨迹，意即，“北洋政府治下的公营广播和上海租界里华洋兼有的商营广播”（李煜，2013）。而限于彼时中国政治的“去中心化”以及军阀割据的政局情形，难以促其保有一种立足“共同体本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不论是“官办”抑或是“商营”，此二类属性的广播实质上都无力、也无意于担负或建构一种现代意义上“想象的共同体”的历史重任和使命。其后，伴随着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建立，以及1928年底“东北易帜”北洋军阀割据的结束，国民党自此展开其独掌国家政权的历史进程。而作为“耳目喉舌”的广播媒介，也由此肩负起了整合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认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努力。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广播与课本、留声机形成一股合力，在以推广国音为核心的声音再造运动中，通过制造国音声域将民众整合进国家共同体（王雨，2016：46-57）；还是将无线电广播视为推广国语的利器，并通过调控国语广播的调性和话语氛围进行整治教化，进而创造新的政治认同（黄华，2020：86-96），我们都能看到，新生的国民党政权为确保其声音能够被大众聆听，试图建构某种自上而下和一元化的广播规制体系，以便深入大众日常生活，随时掌握和控制聆听大众的情感轨迹，进而实施行之有效的行政统制和意识形态灌输。然而，作为中国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的一个弱势的独裁政权，中华民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尚为一项远未完成的工程或计划。时至1927年，一种建立在新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中国社会已基本形成，四分五裂已达多时的中国社会也将自此开启它的统一进程，然而在名为“黄金十年”的年岁中，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全面侵入中国的阴霾正在逐步逼近，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治实力对于实现内部危机已十分勉强，一旦遇到强大的外来入侵，就立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金观涛，刘青峰，2011：290-291）。因此，这一时段中国社会整体处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和整合社会的艰难状态。加之无线电广播发展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和日益精英化的趋势（李煜，2017：173），以及凝结在广播这一声音场域中的政治诉求与资本欲望的互动与纠葛，国民党试图通过无线电广播以构造某种“听觉共同体”的设想与努力终未能实现。
其后，伴随着19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和广大解放区“广播网”的创建和连接，以及将“人民”作为某种政治修辞的广播媒介观念的生成与确立，无线电广播在中介“人民”这一历史主体的同时，将其纳入共产党的广播实践之中，从而创造出了“人民广播人民办”这一差异于国民党政权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播技术政治。在此过程中，以“人民广播”为名的广播模式借助某种特定的声音形象传递甚或塑造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听觉主体想象及其技术政治。将“人民广播”特有的技术政治及蕴蓄在广播声音中的本体能量，放置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整体脉络与视野之中，不难看出广播媒介与革命团结、新中国的诞生、中华民族统一之间的逻辑关系。
透过这一逻辑脉络，不仅能较为全面、清晰地映照出广播与中国革命进程间的动态性演变关系，也能厘清“人民广播”在塑造某种听觉习惯时所建立起的某种另类的、差异性的“现代性听觉”，以及经由这种听觉所想象、召唤、组织和动员而来的现代听觉主体。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广播收音网、有线广播网和田头广播等城乡广播实践，及其与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理念的结合，构建起了一套与吉见俊哉所言之“声的资本主义”不同的“声/听社会主义”体系。藉由上述逻辑脉络的简单勾连，将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并发问，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遭逢双重危机之时，中国共产党藉由“人民广播”模式所开创的技术政治及其现代性听觉将携带着哪些遗产去想象并连接未来？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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